旧时，文人写了小说、散文等文章，除向报刊社投寄稿件，露个面儿挣点稿费外，也有直接将书稿卖给书店、书铺、书局的。书店、书铺、书局的老板都有编辑眼光与学识，兼具商人头脑。能获利者，才肯收稿、印刷、发售。没有什么书号之类规定，只是要登记备案，给个登记号，以备文化部门的“检查员”来检查就行了。有伤风败俗、宣传“赤化”的是不能出版的。因此，在新中国成立前，书店老板还必须有“识红”的警觉。因为，时不时就有“狗子”到店里嗅一嗅。“红书”与共产党相通，出版进步书籍，就是“涉共”，会被当局迫害，书店老板是不敢沾边的。

《鲁迅书信集》271页，有1931年2月24日，先生给曹靖华的信。信中道：“兄之《铁流》不知已译好否？此书仍必当设法印出”之句。可以肯定，鲁迅先生知道朋友在翻译一本书，一本好书。同时也预感到此类书籍出版困难。因为该小说是以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内战为题材，叙述了红军内容的。果不其然，到了“五一”节前，曹靖华将苏联文学代表作之一，绥拉菲莫维奇的长篇小说《铁流》全部译完，上海却没有一个书店、书局敢于接手承印发行。因为当时有“稽查人员”在街面寻嗅，“红书”是在禁之列的。商人出书是为了利润，他们是不想找这个麻烦的。

朋友付辛苦之作不得出版，怎么行？于是，鲁迅自掏腰包拿出一千大洋，用了个实际上不存在的“三闲书屋”的名义，找家印刷厂，就把书印刷出版了。然后，全拿到鲁迅的朋友、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，一本一本把1000册《铁流》全都售出。为了这事，鲁迅还特意写了风格独特的广告，介绍新书。他写道：“本书屋以一千现洋，三个有闲，虚心介绍诚实译作，重金礼聘校对老手，宁可折本关门，决不偷工减料，所以对于读者，虽无什么奖金，但也决不欺骗的。”此后，鲁迅又把版权卖给另一书店，让《铁流》在北京出版，让进步书籍流到更多读者手中。

据曹靖华回忆，这个“三闲书屋”是不存在的。实际上是鲁迅、瞿秋白、曹靖华三个患难兄弟搞了回“自费出书”，同时也表现出了他们的纯洁友谊与无私精神。在那个书籍出版要书局老板说了算的年月，鲁迅先生巧妙地办了个“三闲书屋”，当了回老板。

到了1938年6月，“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”要出版《鲁迅全集》，也找不到适合的书局。于是，编者们便以“鲁迅全集出版社”之名，出版了“非卖品”两种。同时又出版了定价25元一套的《鲁迅全集》，一时畅销火热。为满足购书者，同年8月又再版一次，由书店销售。

鲁迅先生的书为广大读者所爱，为了满足关外读者，“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”于1948年9月，又将出版权给了“光华书店”，于是，该书店以“出版者”名义，在沈阳的“东北铁路印刷厂”印了3500部，定价每部20元。由于此次出版距第一版已过去十年，东北版的《鲁迅全集》印刷、纸张、图片及红布书面装帧更精美。

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版小说、唱本、画册等书籍，是书局、书店老板为了获利的一个营生手段，由地方的教育局、文化局监察管理。除了有检查员不定期巡视，“有伤风化者，禁止售卖”，还必须由书店自己登记备案，“各书肆须将所售书画种类名称详列一册，呈送本所备查。”（沈阳市教育厅《整顿文化市场取缔不良戏曲书画》1923年11月）

一位书局老板曾和一个饭店老板闲唠。书局老板说，你们的饭菜味美可口，当然就食客盈门。让食客吃了肚子痛的饭菜不会做吧？我们印书、出书也一样，读者喜欢，能长知识，开眼界，受教育，销路就好，就有盈利。若是印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坑人误事，我们不是自毁营生吗？那时有些正经的书局，还是自爱、自律和有担当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