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一到过年，长辈都要给拜年的晚辈一个红包，意在传递好运，也是祝福与关爱。而有些父母还喜欢在除夕夜把红包悄悄放在孩子的枕头下，一是让孩子一早起来有个惊喜，二是夜里放下红包，据传能镇恶驱邪，愿孩子平安迎新年。多年传承，心意美好。可北方人说，这红包习俗是源于“门包”，就又有点其他意思了。

“门包”，也称规礼、陋规，具考始于清朝。在《红楼梦》第六回，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，就遭守门人一顿嘲弄与哄赶，不准进大门，也不给通报。如果刘姥姥当时给守门人塞上几个钱，再点头哈腰恭维两句，可能就进去了。奈何她是又穷又不懂规矩的乡下人。当然，也有懂这规矩的。徐珂的《清稗类钞》（中华书局1986年版）记有一新上任的小官要去高门大院拜见上级大人，始遭拒。转而守门人索要一百钱方可通报。小官穷，只好借来交了。门人放行，可加了一句“想见大人再拿一百两银子”，并明言一百钱是让你进，一百两银子是让你能见到老爷。这就好比市场购物，明码实价，小货小价钱，大货大价钱。进门，出小价钱，拿小“门包”。见官，得出大价钱，拿“大门包”。这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规矩。守门人懂这规矩，学以致用。守门人地位虽低，可也是一道卡，一道程序。想进去，不塞上点银子，他就用一句“老爷不在”或“主人睡着呢”等着你。你说他搪塞，他说这是“职责”。若递上俩钱，这“职责”就可变通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嘛。所以，旧时登大宅门求事者，都要先封一大包，并声言“孝敬老爷”，再塞小包于门人“喝茶，买包烟”。两样相搭，不但放行，还保证“老爷刚好在家”。这种陋习就是旧时处事规矩，就是钱能通神，无钱寸步难行。旧时，钱财通融、行贿受贿成为社会陋习，大门大收，小门小收，行行业业，处处伸手，风雨无阻，不能断绝。原因是“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”，于是“下知上行，上行下效”。“门包”的作用说其小，可让一个人养成克扣百姓贪赃枉法之恶习，坏了人的品德。言其大，它又能“星火燎原”，毁灭一个朝代。

“门包”咋又变成“红包”了呢？

二

据《清稗类钞》记载，贿赂守门人，递上银两“门包”这一恶习是肇于吴三桂。当年他想出山海关找多尔衮借兵打到京城为己报仇，而守门将领不准。于是“以重资赂其左右”始得出关。这才有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，灭了明朝之事。纵观几百年“门包威力”真是不小，它与经济搭帮坏经济，与政治厮混毁政治，与社会风气拱档就冲击正能量。

清时，一些衙门与官吏府邸，仗其有权向来访下属索要献金、礼物、“门包”已成习惯，体制内之人心照不宣。下级各类小官为应付此需，唯一办法就是向民众加派赋税、杂税。收上来一部分向上打通关节，一部分私分自享花天酒地。于是，盐政加“匣费”税，学政加“棚规”税，司法加“赃罚”税，军队有虚报名额、克扣粮饷等。贪污盛行，吏治大坏形成气候。雍正朝时，朝廷想以“火耗归公”发给官员补贴以求“养廉”，可这种补偿哪有向民众捞来得多啊，因此，并未生效。由此，流毒四溢，官府上下人人伸手，大宅门人都要向登门办事者索要“通报费”，兵丁们向街头地摊小商小贩收“地皮费”，令民怨四起。

到了乾隆时，皇帝也听闻了一些“门包”之事引起的事端，曾有谕旨禁止“门包”陋习，一切官府不准向属下收取“门包”；一切高门府邸的门人也不准向来求事者索要“好处”。但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不让索要进门钱，那就不开门，不通报；不让大官收银包儿，他就“病”了，“睡”了，不办公。于是，这种制度运转不灵，官吏各怀私利的社会“盛景”，让乾隆老头儿也没了主意，只能默许下面照收，但要收就收得好看些，可将银两用红纸包裹，表面写上“门敬”或是“门礼”，表示全是因事而自愿。据说这就是“门包”变“红包”之由来。清官场红包的兴盛，其实是社稷衰败的信号。

如今，过年了，长辈给孩子发个红包压岁，单位给员工发个红包感谢与奖励，是应当的，这与清朝官场的“红包”有本质的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