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炯（约公元650—693年），华州华阴（今属陕西）人，唐代文学家，与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并称“初唐四杰”。

杨炯幼年时就非常聪明博学，文采出众，小小的年纪就考上了神童举。唐高宗显庆四年（公元659年），9岁的杨炯应弟子举及弟，被举神童。显庆五年，才10岁的杨炯被选拔进入弘文馆，成为皇亲国戚们孩子的老师。唐高宗上元三年（公元676年），杨炯担任秘书省校书郎。他的官运很不顺，升迁很慢，年近三十才当上一个九品小官。对自己的仕途不畅，杨炯心里自然不快，期间创作了《浑天赋》，表露自己的心情。

杨炯文学才华出众，善写散文，尤擅诗。现存诗作30余首，以五言见长，多边塞征战诗篇。他所作的如《从军行》《出塞》《战城南》《紫骝马》等 ，气势不凡，风格豪放。他反对宫体诗风，主张“骨气” “刚健”的文风。他的诗在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以突破齐梁宫体诗风为特色，在诗歌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。

杨炯跻身“初唐四杰”，秉性耿直，恃才傲物，口无遮拦。他看不惯官场上许多人的所作所为，尤其看不起某些官员趾高气扬、奉承拍马、矫揉造作的为人和做派。“每见朝官，目为麒麟楦”。看见朝廷的一些官宦，就说他们像戏里的麒麟，只不过是一头驴子画对头角披上皮毛，看起来像麒麟而已，脱了外面花花绿绿的马甲，还是一头驴子。这些话，含沙射影，为官的听了，自然对他恨得咬牙切齿。杨炯的桀骜不驯，得罪了不少朝廷官员。他堂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，这就牵连到了杨炯。武则天知道他只是年轻气盛，又没什么前科，没有判他死罪，只是把他贬离京城，派到遥远的梓州任职。也许是因为学识渊博，或者是友朋提携，五年之后杨炯又回到洛阳宫教书。可是，经过一次次的磨难，杨炯仍然未改秉性，反而对世态有了更深的理解，更加看破红尘。他不论场合，什么话都敢说，不管是谁都敢批评，而且不吐不快。回到京城不过两三年时间，他又被贬离京都，被派到偏远的盈川当县令。

杨炯于武周如意元年（公元692年）任盈川令。他看不惯下属溜须拍马、阳奉阴违、欺压百姓的行为，在盈川任上不管是哪个官员被民众举报，如查实有欺压百姓、强取豪夺、欺行霸市等行为，一律给予严惩，不管那人官职大小都用棍子或者竹板痛打，直至把那官员打得皮开肉绽、血肉模糊。后来有人据此以讹传讹，给了杨炯一个“酷吏”的称号。

据传，杨炯任盈川令时，张说赠有《赠别杨盈川箴》。历代史学家对《赠别杨盈川箴》的理解不同，造成对杨炯任盈川令后有两种不同的说法：一种说法是杨炯为人残酷。《旧唐书》载：“炯至官，为政残酷，人吏动不如意，辄榜挞之。又所居府舍，多进士亭台，皆书榜额，为之美名，大为远近所笑。”另一种说法是杨炯亲政爱民。如今在衢江区盈川村（原盈川县治故址）村边建有杨公祠一座，内有杨炯塑像，杨公祠内以前有对联：“当年遗手泽，盈川城外五棵青松；世代感贤令，泼水江旁千秋俎豆。”说明当地百姓对他是认可、颂扬的，千百年来，当地人都是把杨炯当作“贤令”来膜拜。

杨炯虽然恃才傲物，桀骜不驯。但他对杜如晦却钦佩有加。据说，他在盈川任县令的时候，经常登上龙游北乡的杜山，来到成志寺祭拜杜如晦。传说杨炯曾在成志寺发誓，要以杜如晦为榜样，爱民如子，恪尽职守。他在盈川为官期间，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必到附近二十八都(相当于行政村)六十八庄(相当于自然村)巡视，杨炯所到之处，庄稼地里的害虫就会被他头顶上盘旋的白鸟吃得一干二净，以致粮食丰收、六畜兴旺。公元695年，盈川大旱，田地龟裂，庄稼枯焦，百姓日夜求神拜佛祈雨，却未能感动天神，仍然滴雨不下。杨炯心急如焚，每天净手上香，祈雨不止，也未能感动天地。那年农历七月初九，杨炯在衢江边祈雨不至，仰天长叹，“吾无力救盈川百姓于水火，枉哉焉!”随后纵身跳入盈川潭，以身殉职。当夜，盈川上空电闪雷鸣，暴雨如注，旱情顿除。

此后，当地百姓感其恩泽，为盈川县令杨炯建祠塑像，尊为城隍，奉为一方神灵，年年祭拜。一个小小的县令，竟然能够这样得民爱戴，祭拜千年，这在中国历史上，也许绝无仅有。这也证明了一个真理：只要你心里装着百姓，为百姓干实事，谋福祉，不管你的官职大小，人民都会记住你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