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《考古者说》是考古学家郑嘉励的新著。读完最后一篇《考古人的独白（代后记）》后，我码下最初感受：“执着和专注、毅力和恒心，是择一事、终一生所必需的品质，也是令人钦佩的魅力所在。”

郑嘉励是浙江玉环人，1995年供职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后，“不曾跳槽，更无缘改行”。

我与郑先生素昧平生，但对其文字并不陌生。大约2010年，我在《杭州日报》副刊上读到了他的“考古者说”系列。“田野工作者”是郑嘉励的自我定位，既“非专业作家，亦非书斋里博览群书的学者”，其文学成就也许比不上同版面上的知名作家，却被业界称作“主流学者、小众网红、学术畅销书作家”。后来，他把专栏文稿结集，先后出版了杂文集《考古的另一面》和随笔集《考古四记》。

收录在《考古者说》的文章，被剖为“寻墓”“语石”“读城”“格物”4辑。郑嘉励犹如一位烹饪大师，以古代物事为食材，灵活运用中华料理十八般技巧，将田野、读书、考古、历史、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一一整合起来，烩就一锅百味杂陈的文字。读之，不免让人感到：考古原来这么有意思！

刨地、开墓、棺木、厉鬼、太平间、火葬场……大凡与死亡有牵连的事物或意象，考古工作者几乎天天都要碰到。说“有意思”，其实是假的。之所以让人产生“错觉”，盖因郑嘉励俯仰天地，穿越古今，妙语连珠。

二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考古工作，不能只挖土，还得会读书。郑嘉励每到一个新地方，便集中阅读当地的方志、文物志和古籍。他常常自诩，考古工作者可能是当下与土地贴得最近、最有“人民性”的人文学者群体之一。

“属地管理”是文物考古工作的特质，郑嘉励足迹又局限于浙江范围——“偏安一隅”，难免影响拳脚施展。但是，“读书”，让郑嘉励在田野中发现问题；“行路”，又确保他将一个个古老而严肃的话题皆落脚于人文关照，感性的表达和富有情趣的笔法让人耳目一新。

“上班就是上坟”，是郑嘉励先生的名言，亦是网络热词。在《考古者说》中，郑先生以它开篇，用意显而易见。因为这话虽“略带自嘲之意，整体而言，还算是对工作的客观描述。”

按旧时说法，凡是无人收葬、祭祀的亡魂，都会变成到处作祟的厉鬼。于是，热心建造“义冢”，便成为古代城乡常见的慈善行为。

有一次，郑嘉励到义乌赤岸，还见过“厉鬼坛”，那是过去祭祀孤魂野鬼的所在。他说：“建造义冢的好心人，对孤魂野鬼心存善念、敬畏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然而，敬爱与畏惧，这两种不同的情绪，容易混为一谈。古人收殓陌生人的骨殖，一半因为敬重，一半因为恐惧。好比苍天在上，我们也很难说自己是敬重大自然呢，还是因为害怕大自然；又好比我们坐在台下，听主席台上的领导讲话，皆作洗耳恭听状，你说我们到底是因为爱他呢，还是因为怕他？”（《义冢》）

听出来了吧，郑嘉励的文字借古讽今，有大先生的遗风。

三

古婺，“浙江之心”——2200年，是历史长度；万年上山，乃文脉厚度。较之于其它地市，郑先生对金华是偏爱的，“说”得多，分量也最重。

武义不大，但文脉悠长，是郑先生频频光顾的重要“考点”。徐谓礼文书是武义博物馆镇馆之宝，国家一级珍贵文物。想当年，盗墓贼得手后，销赃者认定鲜美如昨的文书为“赝品”。郑嘉励慧眼识宝，终于促成公安机关立案侦办——案情扑朔迷离，文书失而复得。每次前往参观，听人讲解文书内容，不仅简明易懂，而且引人入胜，有一种与众不同之感。

2019年4月，郑嘉励应武义博物馆邀请，领着讲解员在展厅转了一圈，针对众人疑问，一一作了解答。一篇涉及南宋政治、官制、文书、墓葬制度的解说词便水到渠成。郑嘉励说：“最好的讲解，是口语的，是闲聊的，是生活的，是不着痕迹的精心准备。”

近年来，郑嘉励扎根金华古子城的几个“点”，又兼顾老城区的整个“面”，带着问题，走透了每一个角度、每一处古迹，给我们留下了十分难得的《金华四记》。

不过，如果说武义是郑嘉励先生的“福地”，那么，金华古城无疑令他“揪心”。城墙的四至，即老城区的边界，曾为城市最直观的象征。金华旧城墙拆除、护城河填平以后，还记得古子城城墙现在何处？而今，哪里去寻和吕祖谦相关的一览亭、吕成公祠、丽泽书院等遗迹？

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，始终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。郑嘉励是专家型学者，“四记”中的许多问题只是点到为止，给金华人留足了面子。郑嘉励说：“时代发展太快，又有人主张放慢脚步……呼吁重建金华府衙、府学。然而，事过境迁，重建的‘古迹’也不过是昨日蜕变后留下的躯壳，历史已永远无法重来。”

诚哉斯言！

□潘江涛

（作者为浙江省作协会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