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作家张洁今年1月份在美国去世，我从未见过真人，也未曾听过她的婚恋传闻，其容貌也是这几天在网上才看见。

为什么想着致谢她，是因为我在上游造船厂的铸造车间上班时，偶读了刊登在《十月》1981年第4期的长篇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，作者张洁极力推崇“行为科学”，在她编的故事中说道：

“H大学的陈校长，是中国工业心理学专家。这个学校明年要开工业心理学专业。这位校长七十多岁了，亲自出马，带着教师和研究生，到工厂做调查研究。工业心理学是很重要的一个学科。前些年，心理学被打倒了，现在逐步恢复。师范大学是搞教育心理学的，只有H大学是真正搞工业心理学的，这是我们国内唯一的一条根。陈校长是英国留学学工业心理学的。”

后在福建省高招办逐页翻阅1983年全国研究生招生目录时，顿时联想到她小说中所提及的H大学即是杭州大学；留学英国的“陈校长”，即是因素分析之父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（C.E.Spear⁃man）的弟子－陈立教授。猜中了张洁布下的字谜，心中窃喜。当年全国仅有4所大学设有心理学系（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杭州大学），在这4个备择项中我选择了考H大学工业心理学。闷头连续考研3年，屡败屡战，终在85年戴上了“桔红色的校徽”，可以不必藏着掖着做自己喜欢的研究。

她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影响了我一生的走向。在那个年代，可能不止我一个人从工科投向“工业心理学”。多年后，我才知道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原系主任孙健敏，在1985年也报考了杭州大学工业心理学的研究生。论本科专业，他比我强（高端），他念的是锻造（Forging），我念的是铸造（Casting）。

我想，不仅我要感谢张洁，杭州大学心理学（现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）以及研究“行为科学”的人都要感谢她。抑或是该小说叙述重工业部副部长郑子云的原型是孙友余的缘故，当时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孙友余对“行为科学”给予了很大的支持。在我考入杭州大学的1985年，中国行为科学学会在北京成立，会长即是孙友余副部长。1999年陈立先生撰文如是说：

“过去因孙友余同志的倡导，行为科学曾在中国80年代盛极一时，对管理实践与理论研究都作出了许多成绩，并且成立了全国的行为科学学会，办了几期厂长经理的培训班，为我国的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成为一种推动作用。后孙友余同志因病离职，行为科学学会名存实亡，现在已无全国的学会组织。”

至今，机械工业出版社仍然是出版心理学书籍的重镇。比如它出版的奚恺元作品《别做正常的傻瓜》。

我心底清楚，张洁走了，她再也没有机会知道，她的文字竟能鬼使神差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借用一个反方向的例子类比，在莫泊桑的短篇小说《项链》里，一句轻描淡写的“假项链”，害惨了女主人玛蒂尔德，用自己的10年青春还完了不该偿还的债务。屈指数来，自从我1985年进入工业心理学领域，一直忙到现在退休，因为有了我的入行，中科院心理所的行为决策课题组曾经先后聚集80多位硕士生、博士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。

这就是小说作家张洁自己不曾想到的“扇力”。

也因为小说里的一句话，我一直相信，追本溯源我国的工业心理学当是陈立先生于1930年师从斯皮尔曼学习心理学。然而，直到201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才知道，陈立先生并不是最早跟从斯皮尔曼学习心理学的中国人。知道真相，我似乎比《项链》女主人多花了30年时间。

一次我访问聊城大学心理系期间，系里的年轻教师带领我参观了傅斯年陈列馆（傅氏祠堂）。在聊城大学的校园里，立着傅斯年的塑像，他家乡的人民以他是“历史学家、学术领导人、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”为荣。

在观看展品时，我蓦然发现，学霸傅斯年竟在1920年就受教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权威心理学学者斯皮尔曼，比陈立先生早了整整10年。而且，他在中山大学讲授的正是斯皮尔曼的真经。

在核实了当地心理学者都不知晓的傅斯年与心理学的关系之后，我便怂恿年轻教师用傅斯年很奇怪的英文名－FuSsu-nien作为作者名去查找更多的外文资料，去申请地方的社科基金，去将研究傅斯年的成果发表在心理学而非语言历史类的学术期刊上。

果然，数年后，这些个“不经意”的事竟都成了。年轻老师们得出的研究结论是：傅斯年与蔡元培、汪敬熙、唐钺、苏芗雨等人关系密切，共同推动了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早期中国心理学学科建设，其一生中存在一条选择心理学，学习心理学，离开心理学又助推心理学和运用心理学的心灵探索之路。

事成，我觉得我会比聊城大学的年轻教师更欢喜。以小人之心度之，我想张洁及喜欢她的读者群或许会很受用。因为，她不经意扇了一下翅膀，就扇出了改变别人命运的蝴蝶效应，也让活着的人就此明白：人的一生，草蛇灰线，伏延千里。

□李纾

（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、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、中国侨联特聘专家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