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生于农历1956年8月21日，后来查万年历，知道公历是9月25日。再后，知道鲁迅也生于9月25日，一下就都记住了。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，写这篇鲁迅论“文人相轻”及其现状小文，以示纪念并以此为生快！

——题记

当今之“文人相轻”，与最早曹丕所言，有了大不同。曹丕所言是“文非一体，鲜能备善，是以各以所长，相轻所短”。所谓文人，乃《尚书》所言“文德之人”——《大学》里阐释的“创造文化的道德高尚之人”；所谓“轻”，乃指各人以自己擅长文体轻他人不擅长文体。后来，嵇康又言“文人相轻，先轻后重，文章之道”，“相轻”则变成一种学术争论、文学批评。及至南宋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曲意歪解之后，“文人相轻”才变成今天文人间无谓私骂。这些都不管它。我要说的，是鲁迅先生所论“文人相轻”及其现状。

（一）

鲁迅生活在“五四”文化活跃期的文人圈儿，对“文人相轻”尤其上心，费了不少口舌，仅1935年就有七论。

在《“文人相轻”》和《再论文人相轻》中，鲁迅论述了“相轻”范围及评判是非。说曹聚仁先生已经指明：“曹丕之所谓‘文人相轻’者，是‘文非一体，鲜能备善，是以各以所长，相轻所短’，凡所指摘（指责），仅限于制作的范围。一切别的攻击形体，籍贯，诬赖，造谣……都不在内。倘把这些都作为曹丕所说的‘文人相轻’，是混淆黑白”。（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《且介亭杂文》二编第167页）然后，对于“各以所长，相轻所短”“以其所短，轻人所短”以及“以其所短，轻人所长”等具体情况，鲁迅认为相互“‘指其所短，扬其所长’固可，即‘掩其所短，称其所长’亦无不可。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‘所长’，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，有热烈的好恶。”（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《且介亭杂文》二编第168页）主张“相轻”须有明确的长短、客观的是非标准和显明的爱憎。并在三论和四论“文人相轻”中，批驳了魏金枝“文人相轻，不外乎文的长短，道的是非，文既无长短可言，道又无是非之分，则空谈是非，何补于事”（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《且介亭杂文》二编第211页）的“无是非”论。

五论和六论“文人相轻”，主要是说“相轻”所用战术。认为“相轻”之说只是站在局外看文人相互轻视的第三者或假充局外人之论，而真正卷入窝里斗的当事人只有“被轻”和“轻人”两种。在第五论中，迅翁提出三种“相轻”战术：一种是自卑，一种是自高，一种是“只用匿名或由‘朋友’给敌人以批评”：尤要紧的是给一个切帖的“诨名”般名称，“名号一出，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，它也要跟着你走，怎么摆也摆不脱。”（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《且介亭杂文》二编第216页）赞誉“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”，一定是大家。六论讲“相轻”战术“二卖”：“卖老”和“卖俏”，也有卖富和卖穷，还有卖病和卖孝。示人“所以专门‘卖老’，是不行的，因为文坛究竟不是养老堂，又专门‘卖俏’，也不行的，因为文坛究竟也不是妓院。”（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《且介亭杂文》二编第227页）

批评相轻双方，应当明白地给出孰更较“是”孰更较“非”，不可“各打屁股五百”，是《七论“文人相轻”——两伤》的主旨。迅翁拿“知县老爷出巡，路遇两人相打，不问青红皂白，谁是谁非，各打屁股五百”（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《且介亭杂文》二编第228页，下同）举例，说文人相轻，“打是自然不至于的，他还是用‘笔伐’，说两面都不是好东西。”如沈从文言称“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股脑儿变成丑角”。我初读“两伤”，还以为意指相轻双方两败俱伤呢。读后方醒，原来，鲁迅反对沈“定两造为丑角”，反对“不问青红皂白……各打屁股五百完事”的和事佬式评论家；迅翁说得“两伤”，也不是双方因相轻招致两伤，而是被和事佬“各打屁股五百”造成两伤。他进一步分析：“试看路上两人相打，他们何尝没有是非曲直之分，但旁观者往往只觉得有趣；就是绑出法场去，也是不问罪状，单看热闹的居多。”“评论的人，就该放弃了‘看热闹的情趣’，加以分析，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‘是’，那一面较‘非’来。”

的确，世间“不问青红皂白……各打屁股五百”的“理事经”史来热销。你看当今官场，主要领导闹矛盾，上级谁给你分孰是孰非？谁给你分谁是矛盾主要方面？谁给你明断？就不给你分是非，就不让你分输赢，双双调离完事，看谁还闹？说来也是无用，矛盾哪都有。只要领导爱逞能，喜欢媚世，该闹还是会闹，“相轻”也就接着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