汪金友

如果没有钱玄同，中国文学史上就没有鲁迅。《新京报》有两篇文章，都回忆了这段往事。

鲁迅姓周，学名周樟寿，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浙江绍兴。三味书屋毕业以后，于1898年4月，入江南水师学堂，改名周树人。第二年，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。1902年1月，矿路学堂毕业，赴日本公费留学。

1909年8月归国后，在杭州和绍兴当过中学教员。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，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，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。当年8月，被大总统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佥事。

这份工作，从1912年干到1918年。虽然中途也曾因张勋复辟愤而离职，但动乱平息后仍返回教育部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老老实实地上班，稳稳当当地工作。而下班以后，回到绍兴会馆，面对着屋里的黄灯和院里的老槐树，实在是没意思。

干什么呢？想来想去，抄写碑文吧。于是他收集了大量石刻拓本，然后坐在那里，静下心来，一笔一画地抄。据说，有时一块汉碑的文字，就可供他抄写半个月的时间。就这样，从1915年到1918年初，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，他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，都流淌在了抄古碑中。后来自己也承认：“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。”

直到1918年2月，有一天，老同学钱玄同来了。一边翻看鲁迅抄的碑文，一边问：“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鲁迅满不在乎地回答：“没有什么用。”又问：“那你抄它是什么意思？”又答：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于是钱玄同劝他：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，给我们《新青年》杂志。”鲁迅懒洋洋地回绝：“不想写。”

就这样，从1918年2月9日到4月26日，钱玄同造访鲁迅多达十次。每次几乎都是同样的话题，为《新青年》约稿，动员鲁迅写文章。后来，便有了那段关于铁屋子的对话。

首先是周树人的疑问：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。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。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接着是钱玄同的回答：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可能，周树人就这样被说服了。答应拿起笔来，写一篇试试。几天后，周树人写出了《狂人日记》，署名“鲁迅”，交给钱玄同，发表在《新青年》1918年5月号上。从此，中国文坛有了“鲁迅”，并且一发而不可收，小说、杂文等作品不断，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崭露头角，所向披靡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。

《狂人日记》不仅是鲁迅的第一声呐喊，同时也是点燃激情的一粒火种。而钱玄同，既是《狂人日记》的助产士，也是鲁迅走向战场的引路人。如果没有钱玄同，周树人的人生道路怎么走？也许，他会优哉游哉地混下去。或者，过了若干年，有另外一个人，激发他振作起来。

尽管后来鲁迅和钱玄同产生了分歧，他讽刺钱玄同：“作法不自毙，悠然过四十。何妨赌肥头，抵挡辩证法。”钱玄同也毫不客气地指出鲁迅性格上的三个弱点：“一是多疑，二是轻信，三是迁怒。”但无论如何，在周树人成才、成名和成功的过程中，钱玄同功不可没。

这件事也给了我们诸多的启发。其一，很多的人，都拥有一些不自知的而且是巨大的潜力，一旦得到激发，就会产生巨大的威力。其二，在自己迷茫或不能自拔的时候，听听别人的建议和指点，很可能就会柳暗花明，绝处逢生。其三，帮助别人，也是一种人生价值。正因为钱玄同的慧眼和坚持，才有了鲁迅的成功，也有了自己的光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