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唐诗人曹邺的《官仓鼠》脍炙人口，“官仓老鼠大如斗，见人开仓亦不走。健儿无粮百姓饥，谁遣朝朝入君口”。皇权社会这种现象很普遍，晚清尤甚。

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三月，冯子材率清军于镇南关大败法军，举国欢腾，老将军因之声誉鹊起，万民敬仰。他遂保举作战功臣，将名单送“吏部核准”，待朝廷奖赏。然而，“部胥径函所保人员索费，此亦各军常用”。就是说，循“老规矩”，部胥直接向功臣索贿。否则，“核准”一事就会拖到猴年马月。冯子材大怒，上书参劾吏部尚书。将军功劳大，资格老，声望高，皇帝也不敢怠慢，下旨严查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最后只查出一个沈姓胥吏，由他“顶锅”了事（现代出版社，十年砍柴《晚清历史的侧影》156页，以下只注页数）。其实，索贿已成了各部常态，盖世英雄怒发冲冠，也只能是“可怜无补费精神”。

沈氏们不是李斯眼中的“吏舍厕中鼠”，也不是县衙、府署里的“鼠”，而是帝国中枢里的“鼠”，是位置显赫、能量巨大的“官仓鼠”。不但“大如斗”，而且数量多。“轮台九月风夜吼，一川碎石大如斗，随风满地石乱走”，若把诗中的“风夜吼”喻为产生“官仓鼠”的原因，那么，这三句诗倒形象、逼真地描述了“大如斗”之“官仓鼠”的情状。沈氏们面对冯子材这样的大英雄，仍坦然勒索，岂止是“见人开仓亦不走”，而是狗胆包天。

再说“健儿无粮百姓饥”。清军官兵收入很低，以士兵为例，年饷银每人15两至36两，年口粮3.6石，这个收入养活本人不成问题，但士兵是雇佣制，每兵都带有家属，至少要养3口人，这就生活不下去了。怎么办？开辟财源呗，当官的吃空额、克兵饷；当兵的则设法弄个“第二职业”，比如做点小生意什么的，但更多的则是借机敲诈百姓，讹人钱财。曾国藩对此义愤填膺，说：“武弁自守备以上，无不丧尽天良”。耆英说：“营员兵丁，亦无不以民为可欺，藉巡查则勒索商旅，买食物则不给价值”（三联书店，茅海建《天朝的崩溃》65页、71页）。“健儿”缺粮，从而又滋生出一系列邪恶，本该保境安民的他们，却成了害民的“官仓鼠”和兵痞。

百姓更饥。以1843年前后曾国藩的亲戚为例：大舅“陶穴而居，种菜而食”，过着半野人的生活；惠妹眼下尚可支撑，但“再过数年则不能自存活矣”；楚善叔靠借债为生，“债主逼迫，抢地无门”；彭王姑晚年家贫，见到侄儿后就“辄泣”（61页）。曾乃朝中二品大员，湘乡也属田地肥沃之地，尚贫穷如此，那贫瘠之地和普通百姓，其贫穷可想而知。曾国藩的“大秘”赵烈文这样记载同治六年（1867）六月二十日的京城所见：“市肆乞丐成群，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。民穷财尽。”（292页）。张之洞1909年逝世，死前对国运忧心如焚，写下遗折向皇帝谏言，仍用“民穷财尽”描述国势。晚清百姓一直挣扎在饥饿中。

那“粮”都到哪了？“谁遣朝朝入君口”，都到了诸如上之部胥那样的“官仓鼠”口中。有的更是赤裸裸地刮地皮，比如捐官，朝廷通过卖官倒是得了一笔银子，但捐官者一旦实职到手，治地百姓就倒大霉了，“如委群羊于饿虎之口……亦必吞噬而无所顾”（欧阳昱《见闻所录》）。像奕劻、荣禄那样巨型“官仓鼠”，胃口更是大得惊人。学者张宏杰考证：皇权社会“有80％甚至90％的税费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”（岳麓书社，《简读中国史》288页）。我想清末的“官仓鼠”们，更对得起这个数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