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信”，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，历来为一切圣贤和有识之士所极力推崇。

管子是春秋早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政治家、改革家，他在经济改革中实行“四民分业”，让士、农、工、商安居乐业；在军事改革中创立军政合一、兵民合一体制，保障国家兵员与军需充足；在外交策略上推行尊王攘夷，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。但他无论实行何种改革，都强调一个“信”字。他说：“法令赏罚，莫大乎信。”意思是，即使像法令和赏罚这样的大事，也大不过“信”，也需要依托“信”去维护和实施。

春秋时期，诸国纷争，诸侯之间经常用“信”争取人心。晋文公问箕郑：“救饿奈何？”对曰：“信。”公问：“安信？”答曰：“信名，则群臣守职，善惠不逾，百事不怠。信事，则不失天时，百姓不逾。信义，则近亲劝勉之远者归之矣也。”一问一答之中，字里行间无不凸显一个“信”字。

历史上儒法两家，皆以“信”为立身之本。孔子曰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又曰：“人无信不立。”司马光说得更加详尽透彻：“夫信者，人君之大宝也，国保于民，民保于信，非信无以使民，非民无以守国。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，霸者不欺四邻，善为国者不欺其民，善为家者不欺其亲。”商鞅变法之初，为了取信于民，“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，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。民怪之，莫敢徙。复曰：能徙者予五十金。”后来果真有人将三丈巨木从南门迁移到了北门，商鞅立即赏予五十金，以此表明信守承诺的决心。

除了商鞅“徙木立信”，还有西门豹治邺的故事，也足以说明古贤对“信”的高度重视和躬身践行。据《淮南子》记载：西门豹治理邺县时曾藏粮于民，并规定一旦发生战事，通过击鼓集合民众和物资。魏文侯不信，西门豹即升城击鼓。“一鼓，民被甲括矢，操兵弩而出；再鼓，负辇粟而至。”魏文侯说“罢之”，西门豹却说“与民约信，非一日之积也。一举而欺之，后不可复用也。”于是正式举兵攻打燕国。西门豹为了不失信于民，宁可假戏真做、冒死征战，也要恪守承诺。

不过，古代亦有许多不守信用甚至视“信”为儿戏的人和事，其结果自然就十分悲惨。西周末年，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，竟点燃烽火戏弄诸侯。可连续几次之后，诸侯再也不信周幽王了，于是当敌军真的来犯时，无人理会烽火台发出的紧急信号，结果周幽王被来敌杀死。春秋时期，齐襄公委派连称、管至父领兵镇守葵丘，并与二人约定“今此瓜熟之时，明岁瓜再熟，当遣人代汝。”可是到了来年瓜熟之时，连称、管至父请求换防，齐襄公却因与美女厮混而将约定忘之脑后，不但未安排换防，还指责他们，结果连称等大臣里应外合，将游猎途中的齐襄公乱刃刺死。公元369年，东晋攻打前燕，前燕皇帝大为惊慌，以割让虎牢以西地区给前秦为代价，请求前秦派兵救援。前秦王苻坚接到求援信后，立即派兵，并与前燕吴王慕容垂联手，最终打败东晋大军。可胜利后，前燕矢口否认割地的承诺，前秦怒不可遏，遂出兵攻打前燕，一举打垮前燕30多万军队，使前燕从此退出历史舞台。

由上可知，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，无“信”便不可立，无“信”便不可兴，无“信”便可能亡。就为官者而言，应当处处以“信”为先、令出法随，说了就要做，承诺了就要兑现，真正做到有诺必践、取信于民；对普通人来说，应当时时以“信”为本、诚实笃厚，强化契约意识，遵守公共规则，真正做到言行信果、取信于世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，保证政通人和、令行禁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