俗话说，“男怕选错行，女怕嫁错郎”。“选”是“甄别”“抉择”的过程；“嫁”乃“权衡”“决策”的终极。李璟选李煜做太子，赵煦选赵佶为接班人，被世人奉为错“选”入“行”典型。

所谓“选”，不过是“父死子继，兄终弟及”的“祖制”。不管是谁，只要入“选”皇帝，他便可不受任何监督地“有权就任性”。所有的决策，不用考虑臣子的态度，也不必顾及百姓的感受。其错“选”入“行”的结果，是前有李煜用“虞美人”泣血谢幕，后有赵佶以“眼儿媚”黯然收场！

李煜当皇帝，纯属赶鸭子上架。因为，在这之前，李煜的兴奋点一直在文学爱好上。史载，李煜乃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。其“为人仁孝，善属文，工书画”。公元959年，太子李弘冀暴亡。李璟欲立李煜为太子，大臣钟谟坚决反对，认为“从嘉德轻志懦，又酷信释氏，非人主才”。而李煜的弟弟，更适合继承皇位，原因是“从善果敢凝重，宜为嗣”。

但是，在“一个人说了算”的语境下，涉及“选”谁继位，钟谟的劝诫有用吗？无独有偶，元符三年（公元1100年），正参加艺术沙龙的赵佶，被向太后请到宫中。本来，赵佶可以踏踏实实地当一名职业画家，远离皇权之争。孰料宋哲宗暴亡，向太后决定把皇位传给赵佶。宰相章惇反对，建议立哲宗同母弟蔡王赵似。章惇反对的理由，是“端王轻佻，不可君天下”。

其实，皇帝这“行”，哪有“选”的可能？从秦朝到清末，中国有2132年在皇帝统治之下。此间，除窃号自娱，名正言顺“选”入皇帝这一“行”者就有350位以上。这些被“选”入皇帝“行”之前的“行”，可谓五花八门。刘邦是地痞，朱元璋是乞丐，李煜是诗人，赵佶是画家。然而，他们一旦被动或者主动地被“选”入做皇帝这一“行”，不管在这之前的道德行为有多么不堪，立马就可以高居中国政治社会的顶端，以天赋的威权，君临天下。所谓“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”，成为政治上政之理之的帝王，道德上教之化之的楷模。

那么，钟谟、章惇错了吗？当然没有。站在臣子的角度，同样为皇权传承“一世二世乃至万世”考虑。关键是，在皇帝心中，早已“国化为家”，俨然万民养之育之的父母。最为典型是的刘邦，入皇帝“行”之后，跟他爹矫情，说“始大人常以臣无赖，不能治产业，不如仲力。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”？刘邦他爹不懂天下“姓刘”的道理，钟谟、章惇身处“打工者位置”，要操“老板的心”，更“没找准自己的位置”。

李煜当皇帝，先把歙州制墨名家奚廷圭请进宫，赐“国姓”李，将制墨技术“收归国有”。自此，李煜的个人爱好，堂而皇之地成了“国家行为”。赵佶继位之后，马上成立国家画院，将绘画艺术纳入公务员考试。无休止的形象工程“艮岳”项目，终于将大宋压垮。赵佶死前，将错入皇帝“行”的悲哀，融入《眼儿媚》词，“家山何处，忍听羌笛，吹彻梅花”。此间悲凉，只李煜《虞美人》堪与媲美，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！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。

然而，“选”谁入皇位这一“行”，入“行”之后的皇权如何运作，钟谟、章惇这些权臣是不可能左右的。在“选”谁，不“选”谁的问题上，往大里说，关乎江山社稷；往小里说，是皇帝家事。无论国事家事，都只能由皇帝“一个人说了算”，别人无权置喙。

此“选”犹旧时女子之“嫁”。进洞房前，女人对所嫁之郎一无所知。嫁，实蒙眼走路，无论坦途、沟壑还是陷阱，全凭天意。当“嫁”改用契约，来约束双方意志；“选”也终结了“单选”为“众选”。“选”与“嫁”，看似风马牛不相及，实家国之谓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