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有一个丰满的理想：善政。为实现理想，他拟两手抓：除弊，富民。

王安石说：“上有善政，而下有储蓄之备也”。所谓善政，就是要改革弊端，藏富于民。

王安石的施政理念，在其对抗灾工作的认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熙宁年间，天下大旱，于是，各地按照一贯的做法，开仓放粮，发钱发物，安置难民，救济老弱病残……对此，王安石认为这是“见患而后虑，见灾而后救”，如同车毂已经破碎，才想起增大车辐。而现实是“某原其活者，百未有一，而死者白骨已被野矣”，被救活的不到百分之一，而饿死的已经白骨遍野了。

救灾不力，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——通讯落后，情报不能很快反映到决策的高层；官僚主义效率低下，再加上贪官污吏横行，马后炮式救灾，乃“此有惠人之名，而无救患之实者也”——只有给人恩惠的美名，并没有救人于难的实际效果。王安石的这种认识，完全是基于对北宋政权病入膏肓种种弊端的认识，是基于对灾难中众多死难者的惋惜。在他看来，一个铲除种种弊端的政府，完全可以避免更多人的死亡。

王安石的父亲是地方官员。王安石跟随父亲辗转各地，接触现实了解民间疾苦，深刻认识到历经百年的宋王朝，已经千疮百孔，外强中干，必须改革，去掉弊端，走富民强国之路。在王安石看来，“夫水旱者，天时之常有也”，自然灾害是常有之事，即便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，也不能保证年年丰收而没有水旱等自然灾害。唯有“上有善政，而下有储蓄之备也”，才是抗击灾害的根本大法。

藏富于民，富民化俗是王安石的一贯思想。他主张先让人民温饱，然后再进行教化，如此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。因为“民窘于衣食”，很难“欲其化而入善”（《王文公文集·风俗》）。在《再上龚舍人书》中，王安石批评一些大臣“不讲求治具，思所以富民化俗之道”，而是“徒善、徒法”，玩虚的。

藏富于民，必须来实际的，因为“徒教化不能使人善”“徒政亦不能使人善”（《洪范传》）。

与王安石同一时期的富弼、赵抃等人，也曾身居相位等要职，在抗灾中，也都有所表现。如富弼任地方官时，“河朔大水，民流就食”，采取官民结合、发动官员到救灾一线，鼓励灾民自救等有效措施。赵抃采取分散救济，对无依无靠的老幼病残，一律由政府收养，免费吃药，免费医疗等等。但这些作为，都是见招拆招，是“其术不过发常平、敛富民，为饘粥之养，出糟糠之馀，以有限之食，给无数之民”，开仓放粮，向富户募捐，提供一些稀粥、酒糟米糠，以有限的粮食供给无数灾民的老路子。临时抱佛脚，治标不治本。

“某之所欲言者，非此之谓也”。（《再上龚舍人书》）王安石在信中的第一句，便申明自己不是停留在开仓放粮，解决一时饥饱的层面上。更不是“苟且一时之利，以邀浅鲜之功”。而是要“上有善政，而下有储蓄之备也”，革除弊端，重振朝纲，藏富于民。

走改革的正道，未雨绸缪，富民强国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各种不测的灾难面前，立于不败之地。

为了善政，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被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的王安石，大刀阔斧改革，实行抑制土地兼并，减少官僚机构等措施，触动了大地主财团的既得利益，招致他们的拼命反对。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面前，即便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的王安石，也无力回天。

封建社会的骨感现实，让善政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